钱先生在《管锥编》里头，他有一些事情做得很好的，他就把“五情”分为“载笔之体”跟“载笔之用”。杜预本来是把“微而显”“志而晦”“婉而成章”“尽而不汙”“惩恶而劝善”是平列的，是把它一块儿列出来，其实是不对的。竹添光鸿已经指出来了。他说，杜预（把）“五情”平列为五体是不对的。就是前面四个，前面的四情就是“微而显”“志而晦”“婉而成章”“尽而不汙”，其实最后的目的就是为了“惩恶而劝善”。所以钱先生也有同样的看法，他就用前面四情，“微而显”“志而晦”“婉而成章”“尽而不汙”，就是做载笔之体。那么第五情，“惩恶而劝善”，他认为是载笔之用，说法跟竹添光鸿所说的大致相同，就（是）“五情”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分为三层来看。“微而显”“志而晦”主要是写字面的效果，“婉而成章”“尽而不汙”其实是说书写的态度，“惩恶而劝善”是说记载的作用，作用就是惩戒恶人，奖劝善人。（这）三方面不一定是互相地排斥的，比如说书齐豹盗，这个记载是可以归入“微而显”，你去看盗，盗是谁？没有《左传》，你根本不知道，你看《春秋》，盗是谁，你根本不知道。“盗杀卫侯之兄絷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所以它是“微而显”，它背后的义理是很显著，但是它字面（的含义）是很不清楚，但是也是“尽而不汙”，就是把这事情如实地记载，不为这个齐豹隐瞒，隐讳，也可以归入“惩恶而劝善”，就（是）惩戒恶人，这个齐豹做得不对，就惩戒他，他想得到不畏强御之名，想把这名字留在历史上，偏偏就不给他，就是说盗。
“载笔之体”与“载笔之用”
